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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救国会“七君子”中的经济高参
作者:    发布于:2021-12-01 10:40:37    文字:【】【】【

章乃器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财政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等职。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金融界崭露头角

  章乃器,原名章埏,字子伟,1897年3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小塬乡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章楷曾中举人,知识渊博,热心办学。父亲章炯喜好读书,18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青田县议会副议长等职,共育六子一女,章乃器排行第二。章氏家族人才济济,各有建树,与祖、父辈崇学重礼、家教严格有关。

  章乃器幼年天资聪颖,深得祖父钟爱。9岁时到青田县城鹤城镇人民小学读书。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语文、数学、地理、音乐、美术、英语等学科,特别是刻苦地学习古文,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912年受大哥的召唤,考取了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属的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以后飞行营解散,随父亲到杭州继续求学,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读书。在商校学习的5年时间里,每次考试名列第一,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先在杭州总行,后到上海分行工作。1919年春到北京,先后任京兆银行营业部主任和中美实业公司会计主任。虽然工资高了,但因不满洋人经理作风,他再度辞职。1921年秋回上海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科员。3年的辗转生活,使章乃器思考要刻苦钻研经济金融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后被提升为银行营业部主管、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当选中国银行学会常务理事,在金融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新星。

  1932年,章乃器与多位志同道合的银行家一起筹备成立国内首家中国人自己办的信用调查机构及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1934年5月,中国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长。征信所设立5个业务部门及一个小型印刷所,在天津、汉口设立分所。中国征信所业务发展迅速,其编发的《征信工商行名录》一举压倒了当时最有影响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成为全国具有独占性质的信用调查机构。这一时期也是章乃器理论创作高峰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译成英、日等文字。同时,他被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聘为教授。相继被上海国立商学院、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聘为教授。章乃器自编讲义,讲课生动活泼,深受欢迎。

                                                            

  为抗日救国奔走

  1934年4月,章乃器与宋庆龄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同时又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经济部部长。他还与妻子胡子婴一起,转移和保存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手稿,通过宋庆龄转交给党中央。1935年,吴玉章将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在法国《救国时报》上刊载的印刷品寄给章乃器,通过章乃器的征信所印刷厂大量翻印,广为散发,使上海市民及时了解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5年12月,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人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由章乃器起草的运动宣言。1936年5月,全国18个省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章兼任文书部部长,负责起草文件,发表宣言,组织游行示威。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引起国民党当局严重不安,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宴请章乃器等人,以示笼络。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又设“鸿门宴”当场扣留沈、章等人,强令解散救国会,还指使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出面约见章乃器,劝章去英国考察三五年,工资照发,被章断然拒绝并当场辞职。章乃器从银行辞职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家成了救国会的秘密机关。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编辑部也设在他家。救国会的日常经费大都由他支付,他把一点积蓄用完之后,连房子都卖掉了。章乃器和救国会同志一起还参加了鲁迅盛大葬礼,在墓前敬献“民族魂”大旗并发表演说。

  蒋介石终于撕下了假面具,11月23日凌晨,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7人,这就是社会上为之震动的“七君子”事件。

  在逮捕的这天晚上,章乃器的客厅里集聚着一部分救国会基层骨干,他们在商谈时局和下一步工作。深夜,一些离家路远的人留宿在章家。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章乃器惊醒。他首先在妻子协助下把留宿人员安排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自己下楼开门,十多个警探涌入将章乃器包围住。章提出先打个电话再走,就给宋庆龄打了电话,用英语告诉她“我被捕了”。

  “七君子”被捕后,移送到上海公安局羁押。不久又解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全国人民和国内外知名人士对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和抗议,并多方设法营救。20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通电中,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列为八项主张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谈判时,也提出了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宣告说,“如果抗日有罪,我们愿与七君子入狱同监”。“七君子”在狱中威武不屈、英勇斗争,坚决拒绝写有损于人格的悔过书以换取自由。在审判中,沈钧儒、章乃器撰写辩护书,同检察官开展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把法庭变成了抗日救国的讲坛。国民党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救国会“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与新四军合作

  章乃器出狱后,刚刚恢复自由,何去何从?一时尚未想好,决定暂去香港居住。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宗仁派人到香港找章乃器,邀请章担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后因蒋介石不同意,改任财政厅厅长)。李认为自己军务繁忙,没有时间顾及政务,只能做一个挂名的主席,财政厅厅长一职只有章乃器能负此重任。章考虑后欣然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

  在由香港前往安徽途中,章乃器专程去了武汉,拜会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想听取周的意见。周恩来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建议章乃器务必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二是要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章乃器把周恩来的话铭记在心,成为他在安徽工作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他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

  其一,为新四军争取到按月3万元的军费。章乃器来到安徽,以整顿安徽全省财政统一税收机构的名义,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精神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议由财政厅税收项下按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的军费,并提交安徽省务会议通过实施,取得了合法手续。

  其二,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财经干部,章乃器接任财政厅厅长以后,以统一安徽财政税收政策为名,设立敌货、私货检查和税收机构,这就需要补充大批税收人员,他采用公开招考和短期训练任用的办法,得到了省政府主席的赞同,先后办了两期财会讲习班,招收三四百人,这批干部经培训后,一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

  毛泽东曾说,章乃器在安徽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帮助党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章乃器听了以后很自豪。

  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0年6月,章乃器与人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由于经营有方,获利颇丰,以后因经营问题分家,另组上川企业公司,他为大股东,任总经理。1946年他将企业总部迁上海,并在重庆、西安、香港、台湾等地设办事处,还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联华影艺术社,拍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片开拍后不断超支,又不断投入,终于拍成,公映后成为经典片,收回了上川公司应得的红利。

  1943年9月,章乃器与吴蕴初、胡厥文等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章任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该研究所成为中国民族工商界的重要咨询机构。他还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同时又是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其间,他不断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的政策,为挽救中国民族工业奔走呼号。

  1945年8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偕同杨卫玉专访胡厥文,商议国家前途,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教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胡厥文建议:工商界人士大多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为此,商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参与成立民建筹备工作。

  经过3个月时间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其中政治宣言、组织章程等文件,都是经集体讨论,最后由章乃器执笔完成的。章熟悉政治经济情况,文笔流畅,很快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当时民建未成立,没有开会场所,筹备工作常借用章乃器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他的家中举行。1945年12月16日,一个以爱国工商界代表人士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宣告成立。章乃器当选为常务理事,并被任命为会员组主任。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时局,民建总会也迁到上海,章乃器将企业总部迁到上海。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遭到失败后,对爱国民主运动变本加厉镇压,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为“非法团体”,民建总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2月,民建总会决定由章乃器、孙起孟、严希纯、徐崇林等7人负责筹建港九分会。章乃器随即到香港开展筹备工作。在港建立了港九地产公司,经营地产业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民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变。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他在香港创立的港九地产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但他以国事为重,毅然放弃个人事业,把公司交给多年相知的王宽诚,秘密离港北上。出发前,章乃器发表了《新的转折点》文章,认为“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新页”。

  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1949年1月,章乃器和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30多位民主人士乘苏联货轮到达东北解放区,2月25日抵达北平。他亲眼见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下《人民的东北》《平津工商业的新生》等文章,热情讴歌新社会。在沈阳举行的欢迎会上,章乃器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一次在参观途中,大家在车上唱起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歌词开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办事认真的章乃器提议歌词中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更确切地体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不久,章乃器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他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货币、稳定金融物价出谋献策。在陈云主持召开的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问题的会议上,章乃器力排众议,主张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被陈云采纳。章乃器还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以缓解财政紧张状况,受到重视和采纳。1950年初,政务院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1950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任命章乃器为财经委委员。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章乃器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初,国家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不法商人操纵纱布、粮食,投机活动猖獗,带动全国物价大涨。在陈云的领导下,政府秘密调集大量物资,进行了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得到采纳,为稳定全国物价和经济做出了贡献。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章乃器为粮食部部长。上任初期,面临农民惜售粮食,国家粮库日耗巨大的严峻形势。章乃器一面呼吁鼓励农民增产,一面协助中共中央制订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供应制度,成为在“短缺经济”特殊年代里,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一个好办法。他还为我国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提供了合理建议,力主控制粮食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这是一项既节约粮食,又能保证人民健康水平的“一举两得”。

  章乃器在主持粮食部工作期间,做事严格按规律办事,强调粮政管理要科学化。他勇于负责,多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称粮食部工作是“后来居上”,请章乃器向各部领导干部介绍粮食部的工作经验。

  1977年5月,章乃器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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